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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用人单位若开展“数字监管”,监控目的须具备正当性,如保障办公安全、监督工作纪律、保护商业秘密等。此类监控范围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限于工作场所的公共区域或工作设备,不得覆盖私密空间,且监控时间限于工作时间,监控内容限于工作相关操作,不得监控员工私人聊天、个人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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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安全协调处处长 杨虎:以医疗器械负面清单为例,在器械研发、临床试验等企业常见业务场景下,针对受试者个人的诊疗记录、检查报告等健康生理信息,我们明确了量级化的管理规则,年度累计达到五万人以上的数据出境,需申报安全评估,一万到五万人的需通过备案或认证方式明确个人信息保护措施,不足一万人的可依法自由流动。企业不用再自行判断数据怎么出,能不能出,直接对照清单操作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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