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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展览为国博依托馆藏资源，发挥文保团队优势，自主策划的精品展览，首次系统展示馆藏240余件(套)相关文物，同时展出陕西、山西、河南、宁夏、天津等地区10余家考古文博单位的150余件(套)文物珍品。展览以李静训墓出土文物为切口，通过“芝兰天挺”“青白交辉”“丝路琉光”“区宇宁一”四部分，勾勒出隋代政治制度、经济交流、社会文化、民族融合等方面的绚丽图景。
墓志铭文清晰勾勒出她的身份和家世：李静训，字小孩，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左光禄大夫李敏第四女，去世时年仅9岁。她的曾祖父是北周骠骑大将军李贤，外祖父为北周宣帝宇文赟，外祖母杨丽华既是北周皇后，也是隋文帝杨坚与皇后独孤伽罗的长女。李静训自幼由外祖母抚养，在万千宠爱中度过绚丽而短暂的童年。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她跟随外祖母到汾源宫(位于今山西宁武)避暑时因病夭亡，后葬于隋都大兴城内休祥坊。
步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明星文物”闹蛾金钗：六瓣形金花、三角形金叶等组成的繁茂花丛上，立着一只展翅欲飞的金蛾，呈现出“闹蛾扑花”的灵动意境；花蕊处镶嵌珍珠、宝石，并以金丝编网，上串小珠垂饰；蛾翅和蛾身皆由金丝组成，并嵌有珍珠。可以想见，佩戴者行走时，金钗摇曳生姿、花枝微颤环球币官网注册，飞蛾翅膀翕动、栩栩如生，是多么迷人的画面。
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策展人赵玉亮介绍，隋代金银钗簪制作工艺发达，闹蛾金钗堪称这一时期发饰中的精品，蕴含着“多子多福、生生不息”的美好寓意。这件文物出土时变形散乱，国博文保人员历时数月修复，让它重现1400多年前的风采。此次是它修复后首度亮相，吸引了许多观众凝神欣赏。值得注意的是，这件金头饰看起来像冠，实则是钗，墙角的展柜里还展出了三股银质钗脚残件。钗脚可插入金钗背部中间扁管，便于佩戴。
嵌珍珠宝石金项链也是备受瞩目的珍品，出土时位于李静训颈部。它由28个嵌有珍珠的金质球形链珠穿缀而成，项链下端居中的大圆金饰上镶嵌一块鲜艳的鸡血石，四周环绕珍珠，下挂心形金饰，嵌有一大颗蓝色宝石。灯光下，红蓝宝石与珍珠、黄金交相辉映环球币官网注册，华彩绝伦。赵玉亮介绍，这件项链的制作工艺、装饰风格等融入了中亚、西亚等地特色，是多元文化交流互鉴的产物。
白釉兽面纹双系扁壶也颇具看点。壶体扁平，两面有相同印纹，中间为一兽面，兽口左右各衔一忍冬叶，外绕联珠一周。旁边陈列着安阳范粹墓出土的北齐黄釉双系扁壶，壶腹两面模印胡人乐舞场景。赵玉亮介绍，这种带有异域色彩的扁壶，其原型来自西亚、欧洲或地中海沿岸的器物，也有学者认为它直接模仿了萨珊波斯的金属扁壶，其凸印纹饰与萨珊金银器上锤揲的纹饰相近。
在玻璃器展区，精心设计的展台和灯光将玻璃的晶莹透亮展现到了极致。玻璃是当时极其珍贵的材料之一，价值堪比黄金、宝石。李静训墓共出土了24件玻璃器，其中，绿玻璃盖罐和绿玻璃扁瓶被列为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它们体现了隋代两种不同的玻璃工艺：盖罐是典型的中国器型，材质为中国传统的高铅玻璃，表面有冷磨痕迹；扁瓶则是吹制的钠钙玻璃，质地、工艺与西亚玻璃相近，造型也近似西域风格的扁壶。本土工艺与外来技术交融共生，这正是隋代开放包容的生动写照。
李静训的曾外祖母(杨丽华之母)是隋文献皇后独孤伽罗，而独孤伽罗的父亲独孤信则是西魏、北周时期名将，八柱国之一。他的长女为北周明敬皇后，四女是唐高祖李渊之母(追赠元贞皇后)，七女即独孤伽罗。唐代史书称“周隋及皇家，三代皆为外戚，自古以来，未之有也”。展览中可以看到独孤信及其长子独孤罗、四子独孤藏墓中出土文物，诉说着这个显赫家族的故事。
走出展厅，文创柜台也格外热闹。国博(北京)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廖飞介绍，围绕本次展览开发的文创产品共有70余款，其中两款闹蛾金钗冰箱贴特别受欢迎——木质款轻拍可点亮钗上的“宝石”；金属款“一物三用”，不仅可体验“AR戴钗”，还可搭配发梳戴在头上，金蛾亦可拆卸作为徽章佩戴。“在研发过程中，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让金花动起来，更好地还原文物的视觉效果。”廖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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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售书不应只是“卖得快”，更要“卖得正、卖得久、卖得有价值”，这才是出版业面对平台时代应有的责任和方向。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研究员夏德元认为，应从“处理链接”转向“治理生态”，从提高商家准入门槛，建立跨平台侵权商家黑名单和高风险书目库，追溯侵权行为供货链、资金链和投流链，呼唤消费者版权意识觉醒等多方面推进。
多家出版社编辑告诉记者，盗版书与正版书可通过开本、印刷、纸张、装订等方面辨别。“一般盗版书多为影印，常出现偏色、歪印，纸张相对粗糙、装订相对劣质。”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贺宇轩发现，近年来不少精印的图书以假乱真，需资深编辑通过封面的图片细节精度、彩印部分的层次等细节才能识别。“更有盗版方把原本的平装做成精装，印制细节比正版图书还要精细。毕竟盗版方无需承担版税成本。”
为逃避监管，违规商家不断翻新手段，将图书归入日用品、文具等非图书类目，绕过出版物专项审核；直播间则采用“瞬时上架”模式，取证与追责变得异常困难。此外，无资质店铺非法售书等行为屡禁不止，形成“下架—换店—重开”的恶性循环，让版权保护陷入被动。夏德元认为，平台应对相关环节实行全过程留痕，并针对高风险话术以及异常低价、ISBN信息模糊、遮挡出版社信息等情形建立实时识别与自动预警机制。
贺宇轩认为出版社“深受其苦，却无力反击”，“常规的操作甚至是由出版社出钱买断盗版书，再进行举报退货”。此外他认为，平台也很难完美监控盗版书，“比如视频号平台需要图书版权页作为审核依据，但是影印版的版权页也一样可以过审。而且，对于盗版店铺的举报和惩罚效用并不大，店主可以随时更换下一个店铺继续售卖”。
流量逻辑的渗透，更在深刻改变出版的选题与创作生态。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吴洁静对此感受深切，如今民营出版公司涌入公版书领域，依靠强营销、大投流迅速抢占市场。“以伍尔夫作品为例，我们社推出的系列作品销量本已不错，但同样是《一间自己的房间》，有的版本凭借强势渠道与流量推广，市场表现更为突出。”她认为，“以前选题会只要去论证内容价值，现在最要紧的环节是‘发行十问’，从目标读者、触达渠道到传播文案都需围绕流量考虑。”
网络销售的无序低价竞争，进一步加剧了商业利益与文化价值的冲突。价格低、折扣多、平台大V抽成多，都在压缩图书的盈利空间。吴洁静算了一笔账，版权书(新书)成本比公版书高出至少一成，加上给名家的高额预付金，一本书往往要卖出十万本以上才能盈利，可新书一上市就被迫打折，根本没有利润空间。而这也会影响选题偏好从版权书向公版书倾斜，“但好的公版书经常都做过了”。对市场书而言，网络销售的高折扣(低售价)，还倒逼出版社不得不提高定价，这又导致正常的线下销售价格令人望而却步，形成恶性循环。
尽管“破价书”“盗版书”对行业造成了不小的损伤，但在贺宇轩看来，真正损害“腰部”市场更直接的可能是“平台”的失效。他表示，当下媒体平台流量趋于垂直化、用户定位更加精细，而图书本身并非高度垂直的商品，在这种传播环境下明显受限。加之视频、播客、自媒体等信息形态泛滥，图书相关内容被大量淹没，平台已难以发挥有效的筛选与推荐作用。
因此，破解网络售书的困局，不能只停留在“治链接”上，更要转向“治生态”，而这需要平台、出版社、监管部门与消费者形成合力。“一是提高图书类商品的商家准入门槛，要求提供出版物经营资质和正版进货凭证；二是建立跨平台侵权商家黑名单和高风险书目库；三是对反复售假、组织化侵权行为追溯供货链、资金链和投流链；四是呼唤消费者的消费理性和伦理自觉，让读者认识到异常低价背后可能存在质量和版权风险。”夏德元说。
出版社作为内容主体，更应坚守核心优势。“出版社的优势不在于比谁更便宜，而在于内容判断、版权资源、编辑能力和文化品牌。”夏德元认为，建立稳定的价格和渠道管理体系、将直播和短视频从“叫卖场”转变为“内容传播场”、加强正版识别、发展名家导读、专题讲座、社群互动、数字内容等延伸服务，以提升正版书的综合价值。
图书市场的问题并非是孤立的。建立一个健康、有序、有温度的图书出版生态，是推动全社会商业生态改善的缩影。网络售书乱象不断“翻新”，暴露出部分平台过度追求流量、低价和短期成交，而忽视规则、诚信和长期价值的问题。“治理网络售书乱象，不只是为了保护几家出版社的利益，更是为了重建一种健康的商业秩序。”夏德元说，破解网络售书乱象，不能只靠监管部门、平台和出版社，需要全社会共同形成一种新的共识：便宜不应以侵权为代价，流量不应突破法律和伦理底线，消费便利也不能牺牲知识创造的基本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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